美油价格飙升15%_全美油价创新高一

1.油价下跌，补贴退坡，你还有什么理由买新能源车？

2.美国石油主要分布

3.我国油价到底有多高

4.产量增长影响因素

5.急需 经济危机前后 美国的各项经济指数 以及 前后政策的变化

1、权重级别不一样。

全美原油库存数据对油价的影响力权重为3星级；

库欣原油库存原油库存数据对油价的影响力权重为5星级。

2、资料数据功能不一样。

库欣原油库存反响美国原油市场情况的目标，是美国当局非常关注的经济数据，也是现货原油市场交易员和国际威望动力咨询机构常常采取的原油库存数据。

经过API数据可以了解美国各地域的石油需求，同时监控美国原油生产和原油出口及制品油库存。

3、库存资料来源不一样。

全美原油库存是美国石油协会（API）发布的，美国石油协会（API）创建于1919年，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是集石油勘察、开发、储运、发卖为一体的行业协会性质的非营利性机构。

库欣原油库存数据是由美国动力材料协会（EIA）的动力信息署统计发布的，属于官方威望数据。

扩展资料：

一般来说原油走势与美元指数走势相反，与贵金属走势相同，特殊情况，原油走势与贵金属背离。

原油库存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美国政府对油价的态度。

如果战略原油库存大幅增加，表明美国政府认可当时的油价，就会增加战略库存，储备原油资源，激化供需矛盾，导致油价上涨。

反之，如果战略原油库存大幅减少，表明美国政府否定当时的油价，就会减少战略库存，消耗原油资源，缓解供需矛盾，导致油价下跌。

EIA原油库存与OPEC原油库存的区别在于，EIA原油库存对美元汇率的影响更直接、更大。

油价下跌，补贴退坡，你还有什么理由买新能源车？

有一定影响，但不大。

在现货原油中，API是美国石油学会（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的英文缩写，是一家提供美国石油消耗及库存水平重要的每周数据的美国石油业机构。是美国第一家国家级的商业协会，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最成功的制定标准的商会之一，目前其标准已被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标准所引用。该协会的主要职能包括与政府、法律界和监管机构进行宣传和谈判，研究行业对经济和对环境的影响，建立行业准和认证，并作外展教育宣传。

API数据，是指美国石油学会经过抽样调查公布的上周原油库存数据，每周三凌晨四点半公布，是美国EIA原油库存数据的指引，对现货原油的投资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最主要的数据还是要看EIA。

EIA对投资市场的影响：

一般来说原油走势与美元指数走势相反，与贵金属走势相同，特殊情况，原油走势与贵金属背离。

当原油库存增加，表明市场上原油供应量过盛，导致油价下跌，美元上涨，黄金下跌。

当原油库存减少，表明市场上对原油需求旺盛，导致油价上涨，美元下跌，黄金上涨。

原油库存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美国政府对油价的态度。如果战略原油库存大幅增加，表明美国政府认可当时的油价，就会增加战略库存，储备原油资源，激化供需矛盾，导致油价上涨。反之，如果战略原油库存大幅减少，表明美国政府否定当时的油价，就会减少战略库存，消耗原油资源，缓解供需矛盾，导致油价下跌。

EIA原油库存与OPEC原油库存的区别在于，EIA原油库存对美元汇率的影响更直接、更大。

美国石油主要分布

开篇我们先问自己两个问题：

1.如果没有补贴和送牌，你还会买新能源车吗？

2.如果油价越来越便宜，你还会买新能源车吗？

从2009年登场以来，新能源补贴政策历经10年，到2019年6月26日起正式退坡，国家补贴标准降低约50%，同时地方补贴退出。2019年补贴退坡幅度整体超过70%，超出业内预期。

在退坡后，部分车企比如广汽、比亚迪选择了补贴消费者不提价，但大部分还是很诚实的。比如造车新势力方面，小鹏曾在去年2月份的时候上调了补贴后售价，从原来的13.58万-16.58万元调整至15.58万-19.98万元，增加幅度为2万-3.4万元；零跑汽车也在去年6月将全系产品售价上调1万元，调整后的补贴价格为11.99万-15.99万元；蔚来车型的补贴也均有明显降幅，ES6车型的补贴从3万元降至2万元，长续航版车型从3.6万元降至2.5万元，而ES8的补贴则从4.05万元降至1.15万元。而传统车企的新能源车在去年大多选择了降低优惠幅度的方式，可见补贴退坡对新能源车的价格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而今年开年，新能源车更是苦不堪言。首先在1月遭遇了例行的销量下跌（淡季），2020年1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售43339辆，同比大降52.5%，其中纯电动车批发30855辆，同比降57.3%，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批发12484辆，同比降34.4%。二月受疫情影响，新能源车的产销量更是跌到了9951辆和12908辆，同比分别下降82.9%和75.2%。

疫情总会过去，但补贴不会再回来，同时新能源市场又面临了一个对行业影响不大但对消费者决策影响巨大的问题，那就是油价越来越便宜了。

3月9日，欧佩克大手一挥，原油价格暴跌。到了3月23日，国际油价已经连续第四周下跌，美国原油价格更一度击穿20美元/桶。国内油价也重回5开头，笔者在油价下跌后去加油，一箱整整省了50元。

再回顾开头的问题，想必看到这里，大部分人的答案是“NO”。为什么呢？

1.很简单，补贴退坡、油价下跌，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购买、使用成本完全是“此消彼长”。

2.城市的增量市场枯竭、汽车市场正在进入存量时代，新能源车有什么能力从传统的燃油车嘴边抢肉，让传统燃油车的用户去换一台新能源车呢？要知道大部分城市居民是没有充电条件的（老小区飞线这类不值得提倡），新能源车对没有稳定充电条件的人来说完全就是个负担，实用体验极差。

当然我们今天标题中的问题是“新能源车还有必要买吗？”那我们就在下文中继续探讨一下，有些什么能够诱导消费者购买新能源车的理由。

这里我们可以参考欧美的情况，今年一月，欧美国家的新能源车销量都出现了较大增幅，美国同比增长80%，德国同比增长134%，法国同比增228%，英国市场同比增143%。

雷诺ZOE

其中欧洲的增幅主要来自于“最严”环保法规的落实：2020年欧洲新车销售量的95%其平均CO2排放要低于95克/公里，达不到标准车企就要交罚金。其次，德国将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提高了50%，法国给碳排放量（低于20克/公里）给与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购车补贴，可以说欧洲的增长来自于政策。

特斯拉Model3

而美国近年随着页岩气开采技术的成熟摇身一变成为产油国，大排量发动机也开始逐渐复兴，那么为什么新能源车的销量依然能增长呢？唯一的理由就是“开挂”的特斯拉。一月特斯拉Model3在全美卖出了6500台，整整翻了第二名本田Clarity?PHEV将近6倍，旗下3款车的销量占了全美当月新能源市场的60%，可以说美国的增长来自于特斯拉车型强大的产品力。

那么答案很明显了，有什么理由能让消费者去购买新能源车？1.政策扶持?2.够强的产品力。

1.政策扶持

国内的新能源政策扶持包括了路权红利以及补贴。

路权红利在一线城市绝对是可以影响消费者决策的决定性因素：上海、广州的新能源车直接送牌，就能决定大量不愿意拍牌、摇号的消费者会直接选择新能源车；而北京每放出一个新能源指标基本等于新能源车销量+1。在二月底，为了提振新能源车消费，北京率先有了动作：

2月26日，北京释放了54200个个人新能源车指标，在北京这样的限购城市，每个指标的背后就是一位持币待购的准车主，释放54200个指标等于是增加了54200台新能源车的销量。而在上海和广州，免拍牌/摇号的红利依然持续散发着诱惑力。?

补贴则是“真金白银”的实惠。在今年年初工信部部长苗圩曾指出，为稳定市场预期，保障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今年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将保持相对稳定，不会大幅退坡。这无疑也是让各大车企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正当人们开始期待2020年市场表现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给新能源汽车市场乃至整个汽车行业都带来不小打击。

而在车市销量断崖下跌的2月，以佛山、广州为首的不少城市、地区都快速反应、接连出台了刺激车市的政策；而在三月，广州、海南、湖南等地都相继出台了系统性的新能源扶植政策，包括补贴车价以及加强基础建设。

消费者都是用脚投票的，实惠有了，路权有了，市场就自然有了。

2.产品力

特斯拉为什么能够在油价便宜的美国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最重要的就是产品力和品牌价值。相比传统燃油车，特斯拉的Autopilot自动驾驶、极简的设计、强劲的加速性能、以及“苹果式”的品牌效应都是许多消费者选择它的重要理由。

同样，国内汽车市场已经进入存量时代，新能源汽车势必要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得从燃油车手里抢蛋糕。如果不能解决充电便利性、续驶里程焦虑、二手车残值以及电池质量等一系列问题，势必还只能躺在政策上吃饭。

奥迪e-tron

而去年的补贴退坡，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养狼”计划。补贴退坡后大众、奥迪、日产、两田等合资品牌大举进场，特斯拉这样的全球领先新能源制造商也引进国产，新能源车市场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春秋战国”时代，无疑也能倒逼自主车企提高产品竞争力、并逐渐淘汰一些躺在政策上吃饭的“蛀虫”。中国能不能孕育出自己的特斯拉？就看车企们争不争气了。

写在最后：

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言，2020年无疑是出师不利的一年。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消费者一度“陷入迷茫”：还有没有理由买新能源车呢？

但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5年国内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达到25%左右，如果按照2500万辆的保守汽车市场总量预估（2019年为2576.9万辆），25%意味着625万辆新能源汽车，而2019年新能源车的全年销量为120.6万辆，整整需要翻五倍！

如此之大的野心，是不是预示着接下来会有更加诱人的消费刺激政策呢？无论如何，消费者会用脚投票，只要够实惠、够方便，为何不买呢？

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

我国油价到底有多高

美国是世界上已探明石油探明储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截至2004年1月1日，其探明石油储量为227亿桶，在世界上排名第11位。美国全国80%以上的储量集中于美国的四个州：得克萨斯州（24%）、阿拉斯加州（22%）、路易斯安纳州（20%）和加利福尼亚州（19%）。其他产油州还包括新墨西哥州、俄克拉何马州、怀俄明州、堪萨斯州、密西西比州和北达科他州等。由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上半期的过度开采，石油储量下降较快，美国石油储量较1990年下降了约20%。

美国是继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联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产油国，美国油气杂志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美国石油产量为790万桶/日，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9.2%。其中原油产量为570万桶 /日，其余为天然气液（NGL）。目前产量为过去50年来的最低点，比1985年的1060万桶/日下降约25%。美国现有大约50万口产油井，但大多属于“边际”井，根据2003年统计，主要产油区域集中在墨西哥湾、得克萨斯州陆地油田、阿拉斯加州北坡、加利福尼亚州、路易斯安纳州陆地油田、俄克拉何马州和怀俄明州。2003年美国新钻探30151口油气井，其中油井为5694口，天然气井为20011口，干井为4446口。比2002年的钻井数量25536口上升18%。随着物探技术和钻探设备的进步和发展，墨西哥湾深水油田的产量迅速增长，深水油田产量已占美国墨西哥湾石油产量的三分之二。由于美国大部分的能源资源集中在联邦政府所属的领地内，而油气的勘探开采受到联邦政府的诸多限制，因此石油产量难以有大幅增长。由于能源投资的低回报，1980年以来石油工业投资大为缩减，导致美国现有的管道运输、炼厂加工等石油供应基础设施陈旧老化，产能严重不足，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成本高于国际水平，环保要求日益苛刻，受此影响，许多炼油厂被迫关闭，有关资料数据显示，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美国没有新建一座炼油厂。美国的石油炼制加工行业主要集中于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纳州、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宾西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华盛顿州、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统计，美国2002年石油炼制加工能力为1676万桶/日，占当年世界总炼油能力8390桶/日的 20%左右。

产量增长影响因素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统计，全美在职工作人员约为1.3亿人（不包括自雇人员），平均工资是43460美元，平均每小时工资是20.9美元。劳工统计局将所有行业分成22个大类，在22个大类中，平均工资最高的是管理人员，年薪102900美元，担任管理职务的有611万人；平均工资最低的是食品相关行业人员，年薪20880美元，该行业员工有1121万人。

国际市场上不断高企的油价，导致目前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超过每加仑3.83美元{1加仑(美)=3.785升约合每升6-7元人民币]，美国西部的加州涨到了4美元一加仑。但是这包括了不收费的高速公路费用和13%（有些地方是30%）的燃油税，人家月工资一般水平是3621美元（2011年）左右，约合人民币22876元；人家的工资是你的8倍，油价还比你便宜，你说咱们的中石油和中石化黑不黑？

急需 经济危机前后 美国的各项经济指数 以及 前后政策的变化

原油产量的增长的影响因素与储量增长略有不同，这些因素包括储量增长情况、开发工作量、市场油价、开发理论与技术进步、政府的政策法规以及国家经济状况等。

3.4.1.1 储量增长情况

原油的储量是产量的资源基础，因此，储量的增长情况直接影响着产量的增长。在3.1.2小节中已阐述了美国的原油储量增长和资源探明率状况。油气生产商在获得新增可采储量后，会在适当的政策和市场条件下开发这些储量，因此，产量的增长滞后于新增可采储量的增长[95～98]。

从美国本土48州(不含深水区域)来看，原油产量的高峰发生在1970年，比原油新增可采储量的高峰(1951年)滞后了19年(图3.34)。根据3.3.2小节中的储量增长的阶段划分，1970年是新增可采储量稳定增长与递减阶段的转折点，1970年之后，美国本土48州(不含深水区域)的新增可采储量呈现出了明显递减的趋势，产量在此时也开始递减。在1971～2004年间，美国本土48州(不含深水区域)的产量递减速度为1.87%。

新增可采储量和产量共同影响着储采比的变化。在70年代之前，美国的产量迅速增长，1945～1970年，美国本土48州的原油产量以4%的速度递增，而同期的新增可采储量增长速度为1.89%，并且在1967年以后，美国的原油年产量几乎都超过当年的新增可采储量，这使得原油储采比在70年代之前连续下滑(图3.35)。全美和本土48州(不含深水区域)的储采比分别在1968年和1967年降至略低于10。1971～2004年间，由于阿拉斯加和90年代以来深水区域的储量贡献，全美的平均储采比为10.5；若不考虑阿拉斯加和深水区域的贡献，美国本土48州(不含深水区域)的储采比在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稳定在8 的水平，但由于产量的递减速度大于新增可采储量的递减速度，1999～2004年的平均储采比有所回升，达到9.6。

图3.34 美国本土48州(不含深水区域)原油新增可采储量与产量

图3.35 美国原油储采比

一方面，随着美国本土48州(不含深水区域)新增可采储量的逐渐减少，原油的可采储量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无论从国家能源安全角度，还是油气生产商的经营战略角度，储采比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调控。这两个因素决定了产量总体上的递减趋势。

3.4.1.2 市场油价

20世纪以前，美国原油产量较低，进入20世纪以后，蒸汽机的发明带动了对原油的需求，1902年美国原油产量超过1000万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汽车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原油产量也开始快速增长，至1944年，美国的原油产量已达到2.29亿吨。1918～1944年间，原油产量平均每年增长15.3%，同期的油价平均为1.33美圆/桶。

1945～1973年间，美国的国内油价高于国际油价，这直接刺激了原油产量的持续增长，美国全国的原油产量在1970年达到峰值，为4.80亿吨。但在此之后，美国本土48州(不含深水区域)的产量开始递减，在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对油价进行严格管制，大大低于当时的国际油价，这使得石油生产商对国内原油开发失去兴趣，从而使美国的原油产量开始递减。虽然在1981年油价控制解除之后，美国本土48州(不含深水区域)的原油产量递减速度减缓，并在和1985两年间有所回升，但1986年油价暴跌，使得产量随之下滑(图3.36)。

图3.36 美国原油产量与油价

从图3.36中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之后，油价的涨跌只能在短期内刺激原油产量递减速度的变化，但是由于受储量增长逐渐减缓的影响，原油产量总体下降的趋势已无法避免。

单口油井日产量的变化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油田开发状况与地质状况，二是油价。长期的油气田开发必然会导致单口油井日产量在经历了高峰之后开始递减，但从经济性出发，单口油井日产量对油价的变化非常敏感。油价的上涨降低了开发门槛，使得一些在低油价条件下无法经济开采的低产油田可以经济开采。低产油田的加入降低了单口油井的平均日产量。在两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单口油井日产量与油价在一定程度上呈负相关关系。

在20世纪的20～40年代，美国的原油储量处于快速增长时期，发现了一系列的大油田，同时期的单口油井日产量在开发技术的推动下不断攀升，从1900年的0.3吨/日增至1944年的1.52吨/日(图3.37)。1945年起，美国的国内油价高于国际油价，这促进了低产油田的开发，在1945～1958年这段时间内，单口油井日产量增长速度明显减缓。1958～1972年，虽然美国的名义油价仍高于国际油价，但对通货膨胀和汇率进行调整后，以2004年美圆计算的油价实际上是在下降，此时，低产油井无法经济开采，单口油井日产量逐步攀升，1972年达到高峰，平均为2.49吨。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美国对油价进行了管制，虽然国内油价大大低于国际油价，但是与石油危机之前相比，油价不仅提高幅度大，而且连续上涨；到1981年美国政府解除油价管制时，油价达到31.77美圆/桶。在这段时期内，美国的单口油井日产量不断下降，从1973年的2.47吨降至1981年的1.70吨。1986年发生了油价暴跌，一些低产井被逐渐废弃，单口油井日产量的下降速度与之前相比有所减缓，2001年以来，油价持续走高，单井日产量继续保持下降趋势。

图3.37 美国本土48州(不含深水区域)单口油井日产量与美国油价

3.4.1.3 开发工作量

美国能以较低的储采比使油气产量多年来维持相当高的水平，除资源条件等原因外，有庞大的开发工作量作为后盾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为保持原油的稳产和上产，美国每年都要完成大量的钻井工作量，产油井数也随之大幅度增加。美国本土48州(不含深水区域)在1923年原油产量初次达到1亿吨时，有产油井29万口；1940年，原油产量初次达到2亿吨时，有产油井39万口；1951年产量为3亿吨时，有产油井47.5万口；1966年产量达到4亿吨时，有产油井58.3万口(图3.38)。

1945年以来，美国的开发活动经历了两次高峰：第一次高峰发生在50年代中期，1955年，美国活动钻机数达到首个高峰，为2686台。1956年钻开发井4.1万口，其中原油开发井2.8万口。第二次高峰发生在80年代，1981年美国有活动钻机3970台，钻开发井7.4万口，其中原油开发井4.1万口。1986年，由于受到油价暴跌的影响，美国开发井数随之下滑。虽然2000年以来，美国开发井略有增长，但远远不及高峰时期。2004年，全美钻开发井3.2万口，尚不及1985年的原油开发井数(图3.39，图3.40)。

从美国本土48州来看，1945年起，美国开始实行高于国际油价的政策，国内开发活动随之增加。美国本土48州开发井数目从1945年的1.8万口增至1956年的4.1万口，增长了近1.3倍(图3.41)。但由于60年代，国际七大石油公司操纵着原油定价权，国际油价较低，石油公司可以通过进口原油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对本国的开发活动逐渐减少，到1971年，美国本土48州开发井数已降至1.9万口。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到来，美国开始实施低油价政策以保护国内经济，但随着国际油价的暴涨，美国国内油价也逐步跳高，这刺激了美国国内的开发活动，开发井数目也逐渐上升。1981年，美国完全解除价格管制，当年的开发井数也随之达到高峰，但随着1986年国际油价的暴跌，开发井数也急剧下滑。在1973～2004年间，美国开发井数与以2004年美圆计算的美国国内油价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53，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置信度99%)。这说明开发活动受价格的影响显著。

图3.38 美国本土48州(不含深水区域)原油产量与产油井

图3.39 美国全国开发井与活动钻机数

美国国内低产井比例较大，与1978年相比，1979年本土48州生产井共增长了13952口，其中低产井有11675口。到1983年，美国共有单井日产量低于10桶(约1.36吨)的低产井44万口，这些低产井当年产量约0.65亿吨。到2003年，全美低产井占产油井总数的77%，它们的平均日产量不足0.3吨，这些井的产量之和占全美总产量的15%[99]。形成“多井低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90]：其一，高产富集的储量所占比例不大。根据兰德公司1976年的统计结果，美国91.3%的原油储量集中分布在18个含油气州中。在这些州中，可采储量大于5亿桶(约0.68亿吨)的特大型、大型油田储量仅占总储量43%。其二，由于美国石油工业发展初期的“掠夺式开采”，油井产量迅速递减，低产井大量出现。

图3.40 美国全国开发井构成

图3.41 美国本土48州开发井与油价

3.4.1.4 开发理论发展与技术进步

在石油勘探和开发工程中，钻井是必不可少的基本环节，具有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工程特征，涉及许多理论和技术问题。钻井工程理论上以流体力学、管柱力学、岩石力学、化学、测量与控制等学科为基础；技术上，以井眼轨迹控制技术、井眼稳定技术、高效破岩与洗井技术、保护油气层技术和油井设计技术为关键技术。

文中在2.3.2.3小节中回顾了美国钻井技术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出20世纪以来的钻井技术可以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概念时期(1901～1919年)、发展时期(1920～1948年)、科学化钻井时期(1949～1969年)和自动化钻井时期(1970年至今)(图3.42)。

图3.42 美国本土48州(不含深水区域)原油产量历史与石油工业的理论和技术进步

概念时期：20世纪初期，美国的钻井技术刚刚起步，原油产量从1901年的不足1千万吨增至1919年的0.5亿吨。1859～1919年，全美累计原油产量仅占美国本土48州(不含深水区域)可采资源量的2%。技术进步不断推动着单井产量的增长，到1919年，单井日产量已逐渐增至0.30吨。

发展时期：20世纪20年代之后，内燃机技术推动了汽车工业迅速发展，在钻井技术上，派生出了内燃机驱动钻机，同时，牙轮钻头和固井工艺进一步发展。到1948年，美国原油产量已增至2.76亿吨，单井日产量达到1.72吨，原油采出率增至15.20%。

科学化钻井时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对原油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促进了开发工艺的不断提高。在此时期，发展了钻柱力学和井斜控制理论，喷射钻井、参数优选和地层压力检测等技术。到1969年，美国本土48州(不含深水区域)的原油产量达到4.50亿吨，单井日产量为2.27吨，原油采出率也达到37.60%。

自动化钻井时期：计算机技术在20世纪70年代的引入和无线随钻测量技术的研发，是钻井技术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计算机技术推动了钻井数学建模与定量分析，加快了科学化钻井的发展。70年代以后，美国本土48州开采难度增大，表现为储层质量下降，钻井深度增加。在单口油井的日产量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美国本土48州(不含深水区域)的原油采出率从1970年的39%增长到2004年的70.4%。这些数据表明，美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对开发理论和技术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加，只有在理论和技术不断进步的前提下，以前的难采资源才能得到充分开发。

3.4.1.5 政策法规

与3.3.1.4小节中介绍政策法规对储量增长的影响类似，这里也从美国众多的联邦石油政策法规中选择典型的政策法规分析其对原油产量的影响(图3.43)。

图3.43 美国原油产量与石油法规、政策

美国政府于1916年实行的《无形钻井开发费扣减》政策能使油气生产者尽快回收风险勘探与开发投资，推迟向政府缴纳所得税的时间，提高了油气生产者进行油气勘探与开发活动的积极性。1924年实行的《耗减百分比津贴》政策则为美国石油工业维持了大量的勘探风险资金。这两项政策是美国20世纪20～30年代原油产量快速增长的直接动力。在经济大萧条之前，美国本土48州的原油产量在1923年首次达到1亿吨，并从1926年起，原油产量始终保持在1亿吨以上。

20世纪30年代之前，油气资源处于无序开采状态。为保护石油资源，1930年的矿区租赁法修正案要求矿区作业者应按照规定的井网密度钻井。此外，为制止原油生产的混乱局面，控制产量，稳定油价，产油较多的俄克拉何马州和得克萨斯州分别于1928年和1932年通过了按市场需求比例生产石油的法律。根据这些法规，由州法律委员会确定某一时期内市场对原油的需求总量，然后分配给油田，进而将每个油田的生产配额分配给矿区租赁人或每口井。在市场需求旺盛时，规定了每口井的最大生产许可量；在市场疲软时，每口井的产量限制在最大许可量的某一百分比水平。1929年经济大萧条开始至按市场需求比例法实施前，某些州油价跌至10美分/桶，而且由于掠夺性开采，单口油井日产量迅速下降(图3.37)；该法实施后，油价趋于稳定，生产井的采收率得到了有效控制。1934年，加利福尼亚州、阿肯色州、科罗拉多州、伊利诺伊州、堪萨斯州、密歇根州、俄克拉何马州和得克萨斯州结成产油州同盟，该同盟于1935年通过了《科那里豪特石油法》(Connally Hot Oil Act)，并获得了国会的批准。这些法律规定既稳定了油价，也保护了油田。

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限制石油进口计划”(MOIP)。该计划实施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国内油价高于国际油价，为降低美国对国外原油的依赖程度，保护本国石油工业，美国政府将原油的进口量限定为不超过国内需求量的9%。这项计划在1973年该项计划终止前持续刺激着美国原油产量的攀升，1970年美国本土48州(不含深水区域)的原油产量达到高峰，为4.68亿吨。

1973年爆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受石油禁运和油价高涨的影响，联邦政府终止了限制石油进口计划，通过了《紧急石油分配法》。该法规定将国内有限的石油产量分配给炼油厂或其他消费者，同时规定了原油的最高限价。1975年，《紧急石油分配法》终止时，又通过了《能源政策与节能法》，该法虽然取消了对某些石油产品的价格限制，但仍控制着石油价格。在此期间，美国国内石油生产商不能享受国际市场油价上涨的好处，因此多数石油开发活动转向国外，美国本土48州的原油产量在1976年已跌至不足3.97亿吨，与1972年相比，下滑15.20%。

1979年，伊朗的政局变动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美国政府宣布从1979年6月起的28个月内逐步解除国内的原油价格管制，以刺激国内的原油开采。但随后，为防止油气生产商因解除国内油价管制和国际市场油价上涨而获取巨额利润，国会通过了《原油暴利税法》，于1980年3月起生效，里根总统在1988年签署的《混合贸易法案》中取消了原油暴利税。在征收暴利税期间，由于美国国内油价解除管制，较高的国际油价刺激了美国国内的原油开发活动，特别是在1981～1985年期间，高油价降低了原油开采的门槛。在1981～1983年间，本土48州(不含深水区域)的原油产量保持稳定，和1985年的原油产量出现回升，接近3.60亿吨的水平。

从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国内原油产量逐渐下降，为降低对国外原油的依赖程度，政府开始重视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相继采取了一些优惠措施刺激原油产量增长。1989年通过了《非常规油气资源抵税法》，该法规定对低产井、重油、边际油井和用三次采油技术提高采收率的，其支出资本的10%可以用于税收抵免。1995年通过了《免除深水矿区使用费法》，该法的实施极大地刺激了深水区域的油气开发活动。1994年，深水区域产量0.54亿吨，1995年的产量达到0.65亿吨，到2000年，达到1.97亿吨。《免除深水矿区使用费法》在2000年终止，但美国政府继续对深水区域的油气开采给予优惠政策，并且对风险越大的项目给予减免的费用越高。

综上所述，在影响美国原油产量增长的诸多因素中，储量增长情况是资源基础，产量受限于已探明的储量状况；市场油价对美国原油产量的影响仅限于一定时期内，是间接调控因素，它在早期受国家政策调控；开发工作量是影响产量的直接因素；开发理论与技术进步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开发成功率和效率，是重要的推动因素；政府的政策法规是影响产量的宏观控制因素，政府通过政策法规一方面调整油价刺激开发活动，另一方面通过实施一系列的税费优惠措施来发展新的开发理论和技术，并指导开发投资。开发工作量是开发投资的直接体现。较大的开发工作量投入带来了较高的产量。产量的变化趋势也同样影响着政府对石油工业的政策。结合原油储量增长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原油储量与产量的增长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见图3.44。

图3.44 美国原油储量与产量增长因素关系图

一、先行指数(the Leading Index)

先行指数是先行指标(the Leading Indicators)的合成指数。美国的先行指数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Board)根据下列先行指标编制:(1)周平均制造时间；(2)周平均失业保险申领；(3)生产商新订单(消费品和原料)；(4)销售商业绩；(5)生产商新订单(不包括防御设施的资本货物)；(6)新建房屋许可；(7)500种普通股票价格；(8)货币供应量M2；(9)10年期国库券利率与联邦基金利率的差值；（10）消费者预期指数。

附：先行指标是指在宏观经济波动达到高峰或低谷前,超前出现的高峰指标或低谷指标。先行指标可以对将来的经济状况提供预示性的信息。先行指标相对于同步指标、滞后指标,是三类经济指标之一。目前许多西方国家都把先行指标作为短期预测的重要依据,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先行指标体系,如美国确定的先行指标包括上述10个指标,日本经济企划厅确定的先行指标包括13个指标。先行指标一般主要有货币供应量、股票价格指数等。

同步指标主要包括失业率、国民生产总值等。这些指标反映出的国民经济转折点,大致与总的经济活动的转变时间同时发生。

滞后指标主要有银行短期商业贷款利率、工商业未还贷款等。这些指标反映出的国民经济的转折点,一般要比实际经济活动晚半年。

二、消费者信心指数(the 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反映消费信心强弱的指标,是综合反映并量化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预测经济走势和消费趋向的一个先行指标。消费者对经济前景乐观看好,消费信心提升,消费支出则增长；如果消费者对经济的发展和前景缺乏信心,或对经济前景的看法从乐观转向悲观,消费紧缩会接踵而至,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为经济发展速度减缓。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由满意指数和预期指数构成。满意指数是指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状况的评价,预期指数表示消费者对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前景的期望。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宏观景气监测预警系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编制和应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己很成熟。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指出。我国目前也已编制和应用这一指数。

三、CEO信心指数(CEO Confidence Index)

美国CEO信心问卷调查和CEO指数编制,是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于1976年发起,旨在反映CEO对宏观经济的预期。

CEO指数的构成和编制以第季度的CEO信心问卷调查为基础。调查群体为800-1000个美国公司的CEO,从中选择l00-150个有代表性的回复问卷作为样本。调查内容涉及四个常规问题,其中两个是关于宏观经济的态度和预期,两个关于各自所处产业的整体状况态度和预期。此外,在每个季度的调查中还涉及1-2个特殊的附助问题。CEO指数是下列三个答案序列的算术平均值:(1)当前以及6个月以前的经济形势；(2)对此后6个月经济形势的预期；(3)对此后6个月各自产业的预期。

四、招工指数(the Help-wanted Index)

招工指数 (又称求职指数或企业增人指数)是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对全美51家主要报刊上的招聘广告进行统计后得出的。招工指数如果增加,则显示企业正在增加雇员数量。美国今年7月招工指数降至37,说明企业正在减少雇员数量。

五、商业信心指数(the Business Confidence Index)

商业信心指数是指企业对经济形势所作出的基本估计,出现负的指数表明绝大部分企业对本国经济前景不抱乐观估计。发达国家一般都己编制和应用商业信心指数。美国的商业信息指数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编制。日本银行每季度都进行一次商业信心的调查,作为主要的经济数据来源和进行新的经济计划的参考数据。

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哀鸿遍野，风声鹤唳，拖累全球经济陷入泥潭。现实的危机也给经济理论界带来巨大冲击，有学者甚至调侃地说美国经济的历史被切割成史前（BC：Before Crisis）和史后（AD：After Disaster）两部分，史前被奉为圭臬自由市场体制伙同贪婪的金融业者共谋了当前的危机；而在史后，广泛深入的政府干预，甚至金融国有化才是建立健康经济体制的唯一良策。这种声音似乎在中国得到了更热烈的响应，危机之后，在各类媒体上，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声音被冠以“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利益集团掮客”的名目遭到了更猛烈的声讨。然而，市场机制真的是引发当前危机的罪魁祸首吗？当今经济学界泰斗，美国货币理论的权威约翰.泰勒（J．B. Taylor) 在他的新书《脱轨：政府的调控和干涉引发、延长和加剧了金融危机》（Getting off Tracks：How Government Actions and Interventions Caused，prolonged and Worsened the Financial Crisis）中以翔实的论据和有力的推论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令人耳目一新。

货币学派经济学大师弗来德曼非常重视稳定理性的国家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稳定作用，通过对美国货币政策历史的研究，他认为，上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大通胀都是由于美国货币政策的失误造成的。 泰勒的对本次危机的研究再次印证了老弗来德曼的结论，他认为本次经济危机同样是政府在货币管理领域的旧病复发，而且病灶也大同小异：错误引发了危机，危机后，在民意的压力下一连串惊慌失措，进退失据的补救性措施反而加剧和延长了危机。对于美国朝野当前吵得沸沸扬扬的开听证会判定谁应为当前经济灾难负责的问题，泰勒给出自己的答案：政府失当的经济调控和经济干预引发、加深和扩大了当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市场和金融机构不过是政府失误的替罪羊而已。

本轮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祸起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在金融创新的名目下，美国各类金融机构以看似合规的手段规避了政府金融管理机构和信贷评级机构的约束机制，把购房贷款发放给了偿还能力不足的人群。然而，是什么引发了金融机构过度放贷和消费者非理性消费的冲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争议：美国危机前不断高企的房价引发了金融企业和消费者的非理性狂热。房价升降和坏账率（Delinquency rate）和断供率（Foreclosure rate）成反比，在房价不断攀升的背景下，银行放贷和业主购房时是可以忽略风险的，因为即使购房者发生了财务问题，也可以很容易地以更高的价格把房产变现，而金融机构甚至期盼借贷人发生断供的问题，因为银行通过抵押房产变现往往可以获得比利息高出许多的收益。懂得这些经济学规律是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背景的，对于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经历过房价飞涨的人士来讲，这些也许就是他们自身的经历或身旁活生生的例子。大多数政府为了防范金融风险都会有一套防火墙机制，金融机构如何能规避这套机制，发泄高房价引发的过度放贷的冲动呢？在中国，金融机构智力水平有限，想象力匮乏，加之体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所以低智商手段足以，通过违规放贷，文件即可解决。但是低智商犯罪的最大缺点是手段简单，隐蔽性差，所以只能干些如来佛手掌中翻跟头撒尿的把戏，风险容易判别和控制，只掀得起洗脸盆中的风浪。在美国则不然，法制体系无比完备，公然的作奸犯科死路一条。金融机构要想发泄过度放贷的欲望，只有一个办法，组织大批的法律金融专业的精英，在金融创新的题目下，和金融监管和信用评级机构搞智力竞赛，寻找规避管制的“合法”路径。然而这种高智商手段的问题在于它不是创造了一个或几个错误，而是一个错误的模式，这就形同在美国金融防范体制上凿开了一个洞，所以引发不良信贷泛滥成灾。

过渡的金融创新，导致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和失控的确是本轮美国金融危机中独特的现象。然而，究其本质，过快的房价上涨才是导致经济过热和不良信贷增多的真正原因。那么谁是美国房价过快增长的幕后推手呢？泰勒在分析相关的财政数据后给出了清晰的答案：美国政府错误的货币政策。在次贷危机发生前，尤其是2003年至2005年前后，美国的货币政策无视过去20多年成功的经验，背离了谨慎稳健的政策思路，放弃了一直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指导原则，把基准利率设置在过低的水平，造成了货币供应的泛滥。货币供应的泛滥是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而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经验都表明，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房地产市场的过渡繁荣是伴生的现象。回顾本轮经济危机开始的情景：过多的货币供应引发房价泡沫，泡沫必然破裂，破裂的泡沫引发房贷以及房贷关联的证券市场的崩溃，市场惊恐万状，金融风暴就此拉开序幕。回顾次贷危机的起源，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和失控的确扣响了金融危机的扳机，但是， 金融衍生产品管理泛滥和失控的主要原因在于金融机构追逐利润，无视风险。是什么撩人心神的魅惑勾引着各大投资银行以舍身饲虎的狂热一路狂奔跳入危机之沼呢？当然是被政府“有形之手”通过超低利率不断推高的房价！再者，泰勒认为美国政府背书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addie Mac）这一干涉市场的行为也无端地助长了整个市场低估风险的情绪。由此可见，在事后以“谁更无辜”为题的讨论会上，苯嘴拙腮的金融机构和无人代言的市场，在人人喊打的大环境里，百口莫辩，着了政府这个行为乖戾，惯于推卸责任的坏孩子的道，成了政府货币政策失误的替罪羊，真比窦娥还冤！

探讨本轮经济危机的起源，笔者认为金融创新利弊的问题值得深入地思考：金融衍生产品失控泛滥固然和次贷危机有直接的关联，但是，金融创新对经济社会的正面意义是不容忽视和抹杀的。通过金融创新，打造更为复杂高效的金融体系，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是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 必要前提和有益手段，金融创新有以下几个好处：第一，可以更有效地从亿万散户手中以较低的价格汇集散碎的资金，克服古板的旧金融体制无法克服障碍，为巨型企业提供使之浮出水面金融的基础。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在发展国家中开放金融市场的国家（包括中国）经济增长迅猛，其原因就是变相地利用了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第二，使更广泛的个体消费者品尝到金融理财的好处，更加平衡地应用一生所得，得以用未来的收入，提前解决一些终身大事。中国的住房市场化被骂得狗血喷头，其实这是有失公允的。市场化之后的基本事实是大多数城市人口的住房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而如果摒弃市场的手段，住房改善的速度，质量和公平性都会有更大的问题。在旧体制内，大比例的城市人口被排除在国家房屋供给体制之外，如果不搞市场化，没有房贷这一金融手段，我们很多人会没有手段解决住房问题，即使在体制内有分得住房的机会，大多数也是五六口人住不到十平米，这种体制会比市场化更优越？！而配给制是根据所谓行政级别的实行的，难道会更公平？！金融创新的第三个好处是更有效地帮助投资者分散风险，投资的渠道越多，单个项目的资金量也就越小，风险当然也就越低。任何经济行为本质上都是一种对利弊的权衡，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应当是利大于弊的，对中国相对落后的金融体制而言，金融创新的好处更明显，要求也更紧迫。

泰勒对危机之后美国政府的救市行动不以为然，认为布什政府被民意操控，毫无定见，左冲右突的救市行为反而延长和加剧了危机。2007年8月9日至10日金融形势急剧恶化，其表现为市场利率（Money market interest rate）急升和银行三个月短期拆借利率和隔夜拆借利率等利率间的利率差（Interest rate spreads）抬升到前所未见的高度。 一般情况下，这种局面成因为二：一是银根吃紧，放松银根即可缓解。 二是由借方失信风险(Counterparty risks)造成的，则需要通过增强银行帐面帐目质量和提高帐目透明度来逐步缓解。但美联储一如既往地选错了答案。 通过TAF（所谓“定期竞标工具”）向市场撒钱，药不对症，当然无功而返； 2008年2月,总额200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被通过，法案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向美国公众发放100亿美元现金刺激消费。短期的收入提高焉能引发长期的消费增长，结果当然是竹篮打水。2008年4月，美联储再出重拳，把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由2007年的5.25%猛降到2% ，效果倒是立竿见影：美元立即骤贬，油价立即骤升，在2008年7月油价达到每桶140美元的高位，其后虽然受对未来全球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测影响，油价不断下跌，然而，为时已晚，全球经济已饱受高油价摧残，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已经初现端倪了。在将近一年连续的政策失误之后，2008年9、10月间危机急剧恶化，美国爆发了一轮更严峻的信用危机，使遭受油价暴涨，房市崩溃等一连串危机重创的美国经济更加风雨飘摇。

本次危机中富有戏剧性和充满争议的一个事件是9月13日和14日（周末）美国政府拒绝对陷入绝境的雷曼兄弟施以援手，很多人认为这是金融危机恶化的转折点。但是泰勒对这种判断不置而否，他通过细致地研究发现，其实危机恶化另有更为复杂的原因。9月15日，政府拒绝救援雷曼后的第一个周一，虽然利率差略有提升，但是基本和前年的水平持平，而且在一周余下的几天里大致维持在相同水平。 9月19日（周五）美国财政部宣布了一个一揽子的救援计划，但没有公布细节，原因是根本没有细节，草案的内容是在该周的周末才被拼凑起来的。9月23日美联储主席博克南和财政部长保尔森应招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陈词作证，推出了这个名为《问题资产救助项目》（TARP）的方案，方案所需资金的总额为700亿美元。这个计划草案粗糙简短，竟然对资金使用的限制条件和如何监管只字未提。他们遭到委员会委员们连珠炮似的质询，两位大员的表现岂是一个“糟”字了得。他们随即遭到全国性的拍砖，国会收到的抗议信象雪片一样。泰勒认为这次听证会才是危机恶化的转折点，会后利率差不断加大。因为这次听证会的恶果有二：其一，一次政府官僚拍脑门决策的活报剧；其二，博克南和保尔森想利用铺陈金融危机严峻性逼迫参议员们就范，但这也等于政府正式宣布美国金融形势危急异常，朝不保夕。总而言之，这次听证会引爆了其后几周的金融恐慌。当然，美国政府放弃援救雷曼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因为美国政府没有明确说明忽而救援贝尔登斯，AIG，忽而放弃雷曼是基于何种考量，依据何种准则，事实证明，这种莫名其妙，极不靠谱的行为模式的确对恶化危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弗来德曼在《美国货币政策史》中把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判定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失误，他的判断逐渐得到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可。在2002年，弗来德曼90寿辰的party上，当时的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小麦克迪尔（ROBERT D. MCTEER, JR.）谈到这个话题，略带诙谐地致辞说“您对了，我们错了，但我们不会再错了。”他的话恐怕只对了一半，美国的货币政策这次可能又错了，至少泰勒用环环相扣的铁证宣判了政府有罪。但是，我们也应注意，泰勒本意不是要把政府或其任何成员送上任何形式的审判台，也绝没有提议把政府驱除在市场经济机制之外。任何市场经济的理论，包括最“原教旨主义”的奥地利学派，也从来没有质疑过市场体制中政府作为秩序守护者的崇高地位，也从没吝啬过对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失误报以宽容；但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理论学者，包括凯恩斯，都在反复讲述这样一个道理：现代经济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人类智力所能认识的水平，我们每个人都应对市场这个交融了亿万人生生不息思想和行动的巨大的自发机制充满敬畏之心。政府和市场，谁应主导经济的命脉？从现代文明破晓至今，人类经历700多年的艰苦求索，在20世纪已经基本给出了答案，本轮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只是为这个答案增添了一些新的证据，而非给出了什么反证。